从特蕾莎·梅的谢幕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2016年7月13日下午，脚踩标志性的“豹纹”鞋，身着亮黄色下摆的外套，特蕾莎梅前往白金汉宫觐见女王之后，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了就职演说，宣告英国进入一位新“铁娘子”的执政时代。就职之日的“梅姨”，携脱欧公投成功之势，以其从政三十余年来精心营造的政治可靠形象，刚毅不屈的人格特质，让不少英国人看到了结束“政治混乱”的希望。但最终的结果，如我们所见，2019年7月24日，唐宁街10号又见证了一位首相的仓皇谢幕，英国议会内的喧嚣还在继续，英国的脱欧之旅还迷雾重重。

从2013年卡梅伦提出脱欧公投，到2016年6月23日脱欧公投以52%的英国选民支持脱欧成功，到2019年两次延期直至负责主持脱欧的首相仓皇辞职，为什么一项大部分英国人支持的事会出现这样的一波三折甚至造成一个发达国家政治的“混乱”呢？个人拙见，与以议会制为核心的多党制的弊端。从1688年英国共荣革命的开展到法国大革命，从美国从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的泥潭中飞速构建自己的民主制度，到俄国进行农奴制改革，西方国家在建立了以议会制为核心的民主制度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诚然，这种制度是对黑暗中世纪的彻底否定，民主得到发展，民智得到开发，资产阶级充分壮大，世界在被迫和主动间被改造，新的世界秩序得到构建。这200年来，特别是1840年以后的150年间，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的从西方制度中吸取经验。但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也没有完美的社会”，已经发展了近百年的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制约。

回到特蕾莎·梅谢幕的问题上。“梅姨”首相之旅可谓成也脱欧，败也脱欧。上任不足半年，梅就提出了旨在“硬脱欧”，即“不寻求单一市场”、“停止英欧间人口自由流动”的脱欧路线图，展现了“铁娘子”强硬的风格。随后，梅十分顺利地通过了立法，明确了2019年3月29日这个脱欧的时间点。看起来，英国脱欧这件由前任首相留下的巨大“烂摊子”，在很短时间内就变得有条理起来。然而，民主的议会制度显然并不允许英国的一帆风顺。2017年4月19日英国议会下议院以522票赞成、13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执政党的议案，决定在6月8日提前举行大选。正是这场大选，让英国的政治的混乱加剧，梅代表的保守党丢掉了在议会的优势，陷入了联合执政的泥潭，政府和议会开始了无节制的拉锯。之后就是梅代表的民主党与反对党之间在议会无休止的争论，和反对党共党及民主党内部反对派人事对首相的两次弹劾。政客的辩论是慷慨激昂的，英国的发展却近乎停滞，脱欧及怎样脱欧的问题在两年间居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这，就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应该有的效率及其效果吗？

1979年1月，新中国的政治刚刚走出最混乱的年代。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5位民主党派老同志应邀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共同商讨改革开放的宏图伟业。十年文革动乱，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还是一个全民敏感问题，统战部“投降主义”大帽子还犹如达摩克斯之剑悬挂在所有工商业者的头上。小平同志详细的咨询了五老对于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对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工商业发展、外贸工作改进的各种问题；五老亦以民主党派人士对国家最大的赤诚，承担着极大的风险将制约国家工商业发展的各种问题向邓小平一一拖出。“一只火锅，一场大戏”一边是准备革陈出新的国家领导人，一边是尚未“摘帽”的民主党派代表，此种一议的各种内容，就在五个月后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一一实现：“资本家”被摘帽，各种复兴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得到落实确认并递交全国人大审议实施，全国工商业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改革开放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受国士之礼当以国士而报之，会后不久，胡厥老写出了《关于怎样调动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意见》。胡子昂立即奔忙于组织全国工商界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古耕虞四处调研，对发现的问题向党和政府提出建议。五老中，周叔弢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写下遗嘱，把为数不多的存款全部上交国家。

“五老火锅宴”尚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个缩影。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乃至如今，在新中国正常发展的大政方针、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中，总能看见民主党派的声影，听到民主党派的声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得到了最坚定、最有效的执行。不同于西方国家议会各党派之间的喧嚣，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形成了一个以国家发展、稳定，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为基础的亲密战友关系。针对国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各民主党派积极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这既是对共产党执政的一种有效补充，避免了一党执政带来的政治腐败，形成有效的监督；又强化了民主集中制，避免了国家政策因党派利益间的斗争而得不到有效的实施。

相较于西方多党制，个人觉得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以下几点优势：一是明确参政分工，不被选票绑架。西方民主设计师强调多党竞争，推崇选举民主，视选票为衡量政党竞争胜负的标尺。在今天，政党被选票绑架，选票成为政客“登基坐殿”的敲门砖。西方政党政治成了选举政治，议会民主成了选票民主，选举成为民主的唯一内容，按照选票多少排座次的“民主”规则发展到极致。为了多拉选票，候选人会使尽各种招数讨好选民，可谓“好话说尽”。一旦敲开了权力大门，所有对选民的许诺就变成一纸空文。而在中国民主党派参政不以选票多寡来衡量参政权利，各民主党派关注国家民生及大政方针，提出建设意见，履行参政议政智能，往往提出的意见能一针见血的指出当下社会痛点，成为执政党的有效补充；二是明确执政核心，提高政府效率。西方设计多党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多党竞争来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的过度不平衡，以各党制衡来遏制少数人滥用权力。这一政治设计虽达到了对权力制衡的目的，但协调内部矛盾、提高政府效率的目标却很难实现。议会内多党纷争导致议员恶斗不止，议会立法效率低下，对政府的监督失效，这自然给政府权力膨胀带来机会，而国家权力中心向政权转移，导致朝野矛盾进一步加剧，议会立法和监督作用更不易发挥。议会“党争”愈演愈烈，只论党派，不问是非，相互攻击，互相扯皮，导致议会立法举步维艰，效率低下。中国明确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其执政的实质是代表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掌握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具有法律规定的参政权。两者间建立的是一个互补的亲密战友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义无反顾的承担着国家执政重任，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积极履行着参政议政的职能，对国家发展建言献策，政府运行效率因这种亲密合作关系能得到最大程度发挥；三是亲密合作，更有利于社会稳定。美国两党轮替、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曾被视为最合理的政治模式，但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党派对峙的“政治病”越来越严重。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由债务危机引发的社会性危机的政治危机日趋明显，两大政治阵营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渐行渐远，在紧缩与反紧缩问题上斗争激烈，互不相让，政治极化加剧。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对立在2012 年总统选举过程中空前恶化，两党全国党代会提出的党纲，在价值观和治国方略上针锋相对，立场主张明显对立。党派之争引起拥护各自政党的民众对立，扩大了社会矛盾，增加了冲突，发展下去有可能会导致族群甚至是国家和民族的分裂。而在中国，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上层建筑的确立，执政党与参政党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几乎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唐宁街10号鲍里斯·约翰逊已如他的前任意气风发的走马上任，梅执政期间的各种政策也在被逐一推翻。英国议会里的喧嚣仍未停止，为了各党派的利益与席位，英国的精英阶层正在进行着一场又一场及其慷慨的演讲与辩论。议会犹如一道围墙，隔绝了政党与英国社会，议会之外，是一个荣光不再，前途略显迷茫的大英帝国。未来唐宁街10号的主人还会有怎样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马上将迎来自己70周年的生日，我们也有理由有信心相信，它会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不断成熟发展！